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院:羁押率创历史新低,取保候审制度扩大 中国光大银行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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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十四五”伊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进程启动。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员,如何适应时代,进行自主创业创新?法律监督理念如何引领新时期司法实践?“四检”“十商”的脱胎换骨之路是怎么走下来的?

今年全国人大召开前夕,该报专门推出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十大院长系列访谈,回顾检察业务创新的历程和经验,呈现检察司法理念的更新和贡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院检察长办公室主任苗接受了客人的采访。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院(一般犯罪检察院)办公室主任苗谈认罪接受处罚制度:黑案不一定网开一面,退钱赔偿可以作为抵赖和处罚的重点

《华尔街日报》:过去一年,刑事检察工作的主要变化是什么?宽大处理制度实施的总体情况如何?

苗明升:过去的一年非常特别。普通刑事检察院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基础上,坚决打赢了“三大战役”。一是在疫情防控最“密集”的时期,适应每周一批高发的疫情相关犯罪新特点,有针对性地编发10批55起典型案件,在指导办案、法制宣传、警示教育等方面立竿见影。二是做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政策研究、落地指导和案件督办工作,指导督办了陕西省葛奇宝打黑案、青海省日月山打尸案、江苏省于凌云网上例行借人案等30余件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打黑除恶督办案件,一件一件啃下硬骨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的涉黑案件审结率为99.35%。三是坦白从宽、处罚从宽制度的实施不断推进。一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坦白从宽适用率稳定保持在85%以上。2020年,某些刑罚的量刑建议建议率达到73.5%,比2019年上升36.7个百分点,量刑建议的法院采纳率达到94.9%,比2019年上升9.86个百分点。系统的生命力和有效性逐步释放,取得了显著成效。

论文摘要:去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指导性案例,检察机关适用认罪从宽处理制度,其中一起案件涉及黑组织“例行贷款”犯罪活动。对于这种不从宽处理的案件有什么考虑?

苗:对,你说的引导案,就是林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案件。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林专门针对房地产进行“例行贷款”犯罪,涉及11个地区72名受害者,给受害者造成1.8亿元以上的经济损失。虽然林在审判中认罪并供认不讳,但检察机关认为他的罪行特别恶劣,所以他提出了不予宽大处理的意见,被法院采纳,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办理坦白从宽案件,不受罪名或法定刑的限制,但只要接受坦白从宽,并不总是宽大的。还需要区分具体案件的性质和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综合权衡严与宽的因素,区别对待,以罪论处。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应当依法从严追诉,不得从宽处理。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对于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等共同犯罪,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和坦白处罚,有助于收集、完善和固定证据,督促其他被告人认罪和坦白处罚,完善指控犯罪的证据制度。同时,通过利用供述和处罚对涉案财物线索进行深挖,以返还赃物和赔偿情况作为否认处罚的侦查重点,灵活运用量刑建议,从多方面鼓励被告人返还赃物和赔偿,通过供述和处罚结果巩固和扩大追缴损失的效果,实现案件的深挖和彻查。

论文摘要:有学者指出,检察机关在适用从宽认罪制度时,存在控辩失衡和控辩不协调两大矛盾。最好的策略是什么?

苗明升:如果检察机关在适用认罪接受处罚从宽制度时存在控辩失衡、控辩不协调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并没有真正学会“学会理解和运用”的制度,我们还是用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思路来看待控辩控关系。

在认罪从宽的背景下,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的职责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重新调整和界定各自的职责,以塑造控辩、控法之间新的良性互动关系。

在适用认罪从宽制度时,新型的控辩关系应从对抗转向协商,从庭审中的控辩对抗和庭审前的“各持己见”到交换证据、交换协商,以促进新型的对抗与合作的控辩关系的建立。对此,检察机关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辩护权,为辩护人见面、交流、阅文、取证提供便利。如果没有辩护人,就要为值班律师履行职责创造更好的条件,防止证人走过场。第二,加强控辩双方的协商,保证辩护律师的实质性参与和充分协商。依法履行听取意见的法律责任,在听取意见时加强沟通协商,充分尊重辩护律师和值班律师的意见,保证每一个案件都必须听取意见,每一个案件都必须记录在案,并在听取意见后进行反馈。辩护律师也要把辩护的重点转移到审前环节,在审前环节解决与检方的纠纷。三是积极探索实施控辩双方协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探索对认罪协商、处罚量刑、签署书面陈述等关键环节实施同步录音录像,有效提高沟通协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自觉接受监督。

在适用坦白从宽制度时,新的控法关系应处理好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与以起诉为主导的坦白从宽制度的关系。通过坦白从宽、处罚从宽的制度,可以快速处理简单案件,准确处理复杂案件,使法官在审理重大疑难、复杂的不服罪案件时投入更多精力。

论拘留的必要性审查:

坚持少捕少审,规范和扩大非拘禁措施的适用

报纸:在过去的一年里,检察机关在减少不必要的拘留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如何进一步推进“少捕慎审”刑事司法理念的落实?

苗明升:2020年,国家检察机关在减少不必要的拘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逮捕率稳步下降。全国检察机关逮捕率从2019年的77.63%下降到2020年的76.65%,其中37.92%不是无社会危险逮捕,同比上升1.65个百分点;二是受理起诉时,犯罪嫌疑人羁押率大幅下降,从2019年的65.91%降至2020年的53.61%,为受理起诉历史最低。第三,及时有效地开展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2020年,检察机关变更或建议变更逮捕拘留措施或释放36537人。除了在审查起诉阶段变更逮捕或释放的强制措施外,还注重审查侦查、审判阶段羁押的必要性,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其中,调查审理阶段受理案件34324件,审查后向有关单位提出变更强制措施或释放建议24198人,有效实现了对羁押必要性的全过程审查,及时决定或提出变更强制措施或释放不需要继续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逮捕,检察机关进一步推进“少逮捕、慎拘留”刑事司法理念的落实。一方面,我们坚持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确保依法严惩严重犯罪。另一方面,逮捕措施应依法严格控制。加大对逮捕社会风险的审查力度,加强对不同类型案件社会风险标准的探索和完善,鼓励认罪和认罚后个人风险不大的人回避逮捕。

其次,要进一步推进取保候审制度适用的完善和扩大,丰富和完善取保候审的保障方式;改变犯罪嫌疑人退保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增加退保后量刑加重,增加担保人责任;推广应用电子手环、非约束码等监控设备。加强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开展专项检察活动,重点审查法定刑不超过三年有期徒刑的逮捕案件、涉及私营企业的案件和长期拖延案件中的羁押必要性。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规范和扩大非拘禁措施的应用。完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缩小“刑事攻击区”,让不应羁押或无需羁押的犯罪嫌疑人避免“监狱痛苦”,感受“司法温度”。

文件:一些专家建议通过建立拘留必要性全程审查制度来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检察机关在这方面有哪些新举措?

苗:为了及时有效地开展刑事案件审查羁押必要性的工作,检察机关调整了内部业务分工,明确了负责逮捕诉讼的部门要在侦查和审判阶段依法审查羁押的必要性。在修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时,设立了专门的一节来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为了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有效降低刑事诉讼中的羁押率,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总结早期逮捕听证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研究起草《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通过听证审查的方式,强化拘留审查的司法裁量权,完善和规范逮捕审查、拘留延期审查和拘留必要性审查的公开听证机制,促进侦查拘留期限的实质性审查和延长,更好地保护被拘留者的诉讼权利和人身权利。

论诽谤罪从自诉到公诉的转变:

需要对整个案件进行综合判断,检察院责无旁贷

本报讯:去年12月,“有传言称一名女子接受快递时出轨”一案备受关注。据媒体评价,在造谣案件中,女性由自诉转为公诉具有标杆意义。你怎么想呢?

苗:此案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也被评为“2020年法律监督十大案件”之一。从推进自诉转公诉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就高度重视和指导办案。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激活了诽谤罪从自诉到公诉的条款。我国刑法规定的诽谤罪一般是自诉案件,要求被害人在处理前告知。但同时规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检察机关应当提起公诉。显然,本案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危害,超出了被害人自诉所能解决的范围。

与传统的行为方式不同,这种情况无限扩大了通过网络沟通的范围,造成不可控制的影响。视频和图形方法增加了诽谤信息的“可信度”,对受害者造成更大伤害;行为对象不具体,本案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从未见过面,只是出于引人注意和炫耀的目的,随意捏造诽谤性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严重恶化网络生态,扰乱网络社会的公共秩序;通过公诉起诉网络诽谤,有利于及时收集和固定证据。受害者很难收集到网络诽谤的证据,更难以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真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因此,提起公诉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

在新的时代,人们开始关注更高层次的需求,不仅希望人身权和财产权不受侵犯,而且期待对个人尊严和情感的更多尊重,对人格权的更有效保护。国家对此案的起诉,既是司法机关主动出击、积极应对社会关注的体现,也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责任。

论文摘要:在司法实践中,自诉转公诉的案件并不常见。检察机关有哪些考虑?

苗明升:实际上,司法实践中从自诉到公诉的案件并不多。是否作为公诉案件起诉,检察机关应当根据案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进行处理。

我国起诉犯罪的模式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究其原因,犯罪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个人利益,也侵害了国家秩序和社会整体利益。"所有的犯罪,包括私人犯罪,都是对社会的侵犯."所以犯罪主要应该由国家起诉。但是,对于少数涉及私权的犯罪,如诽谤、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等。公民有权上诉。因为这些犯罪比较轻微,主要发生在熟人和亲戚之间,以后可能还要同居。如果国家不考虑具体情况,强力干预,可能不利于家庭关系的处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尊重受害者的意愿。

但是,被害人没有自诉能力,或者情节严重,或者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上诉权应当由国家行使。是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是事实判断。判断标准包括犯罪手段、方法、对象、内容、主观目的等。,需要综合整个案件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程度来判断。判决的主体是司法机关,检察机关是责无旁贷的,这是由国家公诉执行人的角色定位决定的。

如郎某、何某在网络上诽谤,传播范围广,被诽谤对象随意,内容不堪,动机卑劣,对受害者造成极大伤害,占用网络公共资源,扰乱网络公共秩序。认为它们“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是合法和恰当的。而且这种网络侵权一旦发生,指望受害人自己收集证据是不现实的。被害人在自诉的平台上向公安机关求助会比较困难。国家司法机关有必要启动公诉程序,立案侦查,起诉审判。

论正当防卫的适用:

对于适用的法律不可能生搬硬套,需要考虑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感受和需求

报纸:在过去的两年里,涉及无逮捕和起诉的正当防卫的案件数量翻了一番。这是否意味着这个系统可以完全激活?在法律适用上,还有哪些方面急需改进?

苗明升: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0年,529人中有524人因正当防卫未被逮捕,585人中有577人未被起诉;共有156起案件未被逮捕,89起案件未被起诉,391人起诉了365起案件。其中,不逮捕、不起诉正当防卫案件数量逐年增加,2018年和2019年同比翻了一番。2020年,虽然增长率仅从数字上看有所下降,但未逮捕人数同比增长8.56%,未起诉人数同比增长2.36%,总体而言,受疫情影响,2020年的总病例数较2019年有所下降。

据统计,起诉案件和逮捕案件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12.4%和30.6%。相比之下,正当防卫中没有逮捕和起诉的案件比例大幅上升,而整体案件量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因防卫过当被起诉的人数也在逐年减少,到2020年将大幅减少。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18年两高颁布了与正当防卫相关的指导性案例,进而通过大量典型案例和指导性文件,宣扬了“法律不能向违法性让步”的法治精神。在此背景下,司法工作工作人员可以及时更新以往“谁杀谁伤,谁有理”的错误观念,认真把握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敢于在实践中对正当防卫做出准确的评价;也可以及时纠正面对被害人上访压力“各打50大板”的错误做法,对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的案件进行准确定性,而不是通过过度辩护起诉的手段来平复被害人的压力。

论文:目前,司法工作人员应如何更新正当防卫理念,减少观念差异对案件公正处理的影响?

苗明升:首先,过去一直有一个误区,认为“谁能闹谁对”,“谁杀谁伤”,“不分功过,各打五十大板”。有一种现象是,人们为了转移矛盾,缓解违法侵权人或亲属的来信来访压力,不敢承担责任,不愿意承担责任。司法工作人员要及时更新观念,坚决捍卫“法律不能向不法低头”的法治精神,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遇到正当防卫案件,要敢于承担责任,依法认定。

其次,在遇到不同的案件时,结合辩护人的情况,要了解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心理状态和应激反应,以普通人此刻会做出的一般反应来判断,而不是事后从理性人的角度来批评辩护人的行为,评价要符合法治下人民的朴素感受。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不被舆论绑架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感受和需求,不能生搬硬套地理解和适用法律,要及时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客观基础,积极应对社会关注。

最后,司法人员在办案时应注意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和价值观。每个案件不仅要符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法律标准,还要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观,通过案件程序和结果的展示促进社会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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